姚轩鸽：财税体制改革的人本价值期待刍论

此外，尽管个人数据保护权是在欧盟框架内兴起的，但已经发挥明显的域外效力。

近年来，我国制定了多部对于对外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内法，这些法律有助于我国以法律化的方式主张、维护与实现国家利益。换言之，即便直接规定案件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特定法律包含了条约适用条款，各级法院根据该司法解释也不得援引该条约适用条款所指向的条约，最高法院的这一规定应该是考虑到我国《宪法》与《立法法》都没有规定国际法的地位这一因素。

加强谈判方案执行、监督和谈判绩效评价，提高对外谈判力度和有效性。在司法过程中，法院不仅考虑直接规定案件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法律，而且要考虑其他相关法律。这是我国首次在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引入条约解释中的一致解释规则{33}(P139-140)，是最高法院为发展中国对外关系法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这些机制的确立与有效运作可以推动中国法院更有效地参与对外关系，同时降低此过程中的风险。迄今为止，法院以不同方式适用的条约几乎都是规定跨国私人间的商事条约，比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关于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和《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

在原告看来，法院似乎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他们的诉求大多被驳回。事实上，随着中国和平崛起进程的不断推进，近年来中国的对外关系法已经有了重要发展。欧盟力推个人数据保护权兼具浓厚的法律和产业背景。

信息自决权(Recht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是源自德国的一个权利术语。这个观念是从早先设计的隐私(privacy by design)发展而来的，要求在设计产品和服务时就应充分考虑数据保护的要求。从对象上看，信息隐私的保护重点已不是业已存在的个人信息，而是数据主体享受互联网服务过程产生的各种数据以及企业、政府对这些数据进行挖掘和处理后生产出来的大量的具有个体特征的数据。一方面，欧盟借助政经法律力量强行推广其区域标准，即便是美国也被迫就范，努力适应欧盟较为先进的个人数据保护规范。

这里使用了在德国并无实定法地位的隐私权的表述，主要是因其国内数据保护立法必须受欧盟背景影响。(4)拒绝权和自动化的个人决策的权利。

然而，个人数据保护权也不是没有成本的制度设置，运用不当可能拖累互联网经济发展，甚至会产生保护主义的过度防御问题。[12]很明显，这种观点没有得到欧盟立法和司法的支持。在某种技术条件下不能被识别的人，在另一种技术条件下就很可能被识别，从而成为数据主体。它不仅是后隐私时代个人数据保护法清晰的规范基础，还提供了一个法律与数据处理双向建构的可持续发展框架。

另外，个人数据保护权所包含的默认和设计保护精神也促使企业在产品和服务的规划阶段就充分利用各种技术保证符合相应权利的要求。相反，欧盟的相关法律或许还拖累了区域内互联网经济发展。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与德国相关的两个合并处理的案件。有不少学者认为信息自决权是个人数据保护的基本权利。

个人数据保护权并非传统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谱系中的一员。很难说哪种方法更高明。

面对个人数据保护法制发展趋势，我们依然要谨慎选择。互联网上的公布数据更是如此。

即便欧盟通过数字化单一市场打破域内跨境在线活动壁垒、缩减线上线下差异，大部分欧盟公民仍然会倾向于在国内有限的领域展开生活和事业。[18]这些事件涉及的数据从性质上说都是可以公开获取的，但对其搜集使用仍然侵犯了个人数据保护权。条例(Regulation)则直接对成员国生效。但遵循条例的内在逻辑，不难发现这两种表述的内涵基本是一致的。《条例》放弃隐私权的表述转而强调个人数据保护权，进而将个人数据保护争议交由欧盟设立的欧洲法院管辖，摆脱了在数据保护领域对欧洲人权法院的依赖。然而，由于引发的争议过大，经过大幅修改后在2016年4月方完成立法程序。

传统隐私权或人格权已不适合作为信息隐私保护的规范基础。2003年意大利数据保护机关宣布禁止销售者违背数据最初公布目的，使用从网上收集的个人数据进行直销。

其实，1995年指令中已经罗列了《条例》中的大部分权利。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数据处理制度本身是处在变化之中的。

经济和社会指的是最大化地发挥欧洲数字经济的潜力。[7]数据便携性权利则是指数据应该能够便捷地备份、使用、取得、带走。

删除权[6]和数据便携性的权利[7]是1995年指令没有规定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欧盟的个人数据保护权已经发生了全球性影响。经过紧锣密鼓的谈判，2016年2月29日欧盟和美国推出了隐私盾(Privacy Shield)模式，对欧美间的个人数据流动进行严格管控，对美国企业规定了更严格的个人数据保护义务，对美国政府也进行了更多限制。[10]Lucas Bergkamp, EU Data Protection Policy: The Privacy Fallacy: Adverse Effects of Europes Data Protection Policy in an Information-driven Economy18(1)Computer Law Security Report 31-47(2002). [11][德]Peter Badura、Horst Dreier主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下册)，苏永钦等译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21页。

一、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权的由来与内容 (一)由来 2016年4月27日，欧盟通过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以下简称《条例》)。欧盟认为应由法律主导建立一套制度予以规范，而很多国家，如美国则把这个问题主要留给市场和行业自律。

其次，个人信息(数据)保护法律架构的基础是数据处理制度。市场和隐私的关系也并非水火不容，实际上二者紧密相连，同时也可以互相促进。

二是保证数据自由安全地流动。巴黎上诉法院裁决，未经数据主体同意，以不同于公布时的目的搜集互联网等公共空间上的数据是违法的。

与此相应，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架构也只能以数据处理制度为基础才能稳固地进行建构。个人数据保护虽涉及财产，但其重心却在人格。但作为互联网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构建适合国情的个人数据保护法制，不宜盲目跟从。当然，客观数据有可能与自然人有关，但如果这种关联程度并非足以影响人格，就不必被视为个人数据并纳入法律保护的范畴。

但最大的变化无疑是权利基础的变化。相反，我国选取的是更加务实的逐步发展的多元规制路径。

简单地说就是矫枉不必过正。民法无力应对个人数据保护任务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有一点尤为重要，即互联网环境下的数据处理流程及其相关利益绝非传统民事法律制度能够描述和涵盖的。

这些不是仅靠民事法律手段就能实现的。欧盟之外的国家乃至区域性经济组织也只能主动适应欧盟强势保护个人数据的事实。